《两朝宝训》：「判刑部石宗道与详覆官梁如圭等荐方偕、淳于佺、韩中正为详覆官，仁宗指中正姓名问宰相王钦若曰：『是吏部尝引对，坐失入人罪，不与改官者乎』？钦若曰：『然』。上曰：『用法不当，非习律令者也，其可以为法官乎』？命劾宗道等。钦若等退，相顾叹曰：『上天纵睿明彊记如此，非群臣所及也』」。

臣尝谓人主必有过人之聪明，然后能察君子小人之情状。盖天下君子常少，小人常多。君子直道以事上，固不论也；若夫小人为奸，其可不察哉？饰是非，点白成黑，或誉过其实，或毁损其真，相与蔽欺，杂然陈于前，而人主以一己耳目，广览兼听，必欲每事洞然其情，非大过人之聪明，其能不颠倒眩惑乎？仁宗皇帝以天纵之姿，留神政治，如石宗道不能以韩中正面欺，非聪明过人，何以及此？臣试论之。夫官为详覆，刑狱所系，居其任者，尽循三尺以示至公，犹惧或失，而况不习律令，安能办职哉？宗道判刑部，宜于此尽心，而乃谬荐中正以为详覆。中正尝坐失入人罪，而不得改秩，其事见于畴昔引对坐之时。宗道私窃自料，以为人主万机之烦，决不能记此，遂敢面欺，必且讳其所犯，以幸不察。然而仁宗一见觉之，宗道即被罪，此聪明之实，所以能服天下也。当是时，王钦若为宰相，盖先朝旧德也。宗道欺君，其罪固大矣，钦若得为无罪哉？朝廷进用人材，未有不由宰相者。其人有过，而宰相不知，以荐于上，虽曰不明，犹或可恕；今宗道主举中正，仁宗方以失入事问其人是否，而钦若应声以为是，则中正之不可用，钦若固已熟知之矣。知其人之不可用，听宗道之言而固容之，必待人主问而后对，非朋奸罔上而何？臣以是知钦若非忠臣也。且一详覆官用非其人，于朝廷举措未为大害，然必劾之者，罪在罔上耳。苟于其微置而不问，则小人欺君之计日浸以长，后之启拟必有大于此者，其害政未易言也。古之所贵于慎微者以此。故臣尝谓治天下之术在用人，而用人之术在察知其情状。若共工之象恭，鲧之方命，自驩兜、四岳咸荐之，而尧独能察焉，以为不可。观诸此，然后知仁宗皇帝用人之术上与尧合。图治功者，可不念哉！

《唐书·李珏传》：「杜悰领度支有劳，帝欲拜户部尚书，以问宰相。陈夷行答曰：『恩权予夺，愿陛下自断』。珏曰：『祖宗以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，故官曰平章事。君臣相须，所以致太平。苟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上，将焉用彼相哉』」？

臣窃谓人主之操术无他，慎择宰相，委任而责其成功，如是而已。至于人材之用舍，爵禄之予夺，则执其柄以诏王，实宰相之职。唐文宗任陈夷行、李珏等为相，岂不欲以朝廷事尽付之，而责其效职哉？杜悰拜户部尚书，而夷行无所可否，乃曰「恩权予夺，陛下自断」。呜呼，是安用彼相邪！夫本在于上，末在于下，本末而上下之分定，治功所以成也。夷行身为相臣，而用一吏、处一事皆决于人主，不知其所任何事哉？虽然，当开成中，夷行亦号一时贤相，不幸与李珏、杨嗣复等并用。嗣复得君，与珏为党，故夷行疾之，数争事于上前。一日，文宗以王彦威为忠武节度使，史孝章领邠宁，议皆出于嗣复。及夷行对延英，帝问除二镇当否？夷行曰：「苟自圣择，无不当也」。嗣复曰：「若用人尽出上意而当固善，如小不称，下安得嘿然」。臣以是知夷行介特而悻直，意谓嗣复辈党与既成，则进退人材与己相违，故于除用，不肯任责。且人主用人悉从执政启拟，是谓合天下之公议，不然命由中出，必有招权卖恩，而私于人主者。为夷行计，便当与上别白是非，若其人果贤，虽不由于启拟，用之不害为公；有如不材，宜白去之，不当循嘿自避，以取诮于后世也。大抵文宗有励精图治之资，其失在于不能去朋党耳。尝曰：「窦易直劝我凡宰相启拟，五取三，二取一。彼当劝我择宰相，不容劝我疑宰相」。然则文宗岂不知任相之道哉？至于党人成于下，主听乱于上，见讥史氏，此其于知人之明有所未尽，而朋奸得以欺之也。傥能即夷行应答之际，诘其所因，慨然破嗣复之党，而正夷行唯阿不任责之罪，则唐之威令当是复振矣。文宗不知出此，惜哉！

《唐书·李绛传》：「宪宗尝称太宗、明皇之盛，曰：『朕不佞，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，无愧谥号，不为宗庙羞，何幸而至此乎』？绛曰：『陛下诚能正身厉己，遵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。与大臣言，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；与贤者游，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。去官之无益于治者，则才能出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怨旷销。将帅择，士卒勇矣；官师公，吏治辑矣。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。如是，可与祖宗合德，号称中兴，夫何远之有？言之不行，无益也；行之不至，无益也』。帝曰：『美哉斯言！朕将书诸绅』」。

臣窃谓自古人主未尝无愿治之志，然焦心劳思，变法更令，若将措天下于唐虞三代之上；而夷考其治，终有愧于前世者，其故何哉？稽其名不求其实，慕其时不行其道，故用力虽多，功效蔑如也。且唐有天下，传世二十，德业之盛，无如太宗。故除隋之乱，比迹汤、武；致治之美，庶几成、康。至于明皇，虽晚节不兢，而开元之政，亦后世罕能及之。然观二君所以能致此者，岂无其要哉？不过李绛所言数事而已。臣请得以备论之。夫人主诚能正身厉己，则所以表天下者，动用周旋，举得其正，孰得而违之；遵道德，远邪佞，进忠直，则所以取于人者，是非好恶，悉由至公，孰得而惑之。与大臣言钦而信，无使小人参焉，则委任之重，所以责成功者专也；与贤者游亲而礼，无使不肖与焉，则礼貌之隆，所以资启沃者深也。去官之无益于治者，则窃位素飧之人退，而材能自出矣；斥宫女之希御者，则承恩负宠之人寡，而怨旷自销矣。将帅择而士卒勇，则外侮不患乎不却；官师公而吏治辑，则内政不患乎不举。以至法令行而下不违，教化笃而俗必迁，是皆人主夙夜躬行，无一敢怠者。太宗、明皇用此以致贞观、开元之治，其效不彰彰可考哉！非独太宗、明皇为然，虽尧、舜三代圣哲之主，其所行亦不出此，是宜宪宗有问，而李绛对之悉也。《书》曰：「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」。又曰：「丕显哉，文王谟！丕承哉，武王烈！启佑我后人，咸以正罔缺」。夫祖宗之谟、烈，垂之天下，所以启佑后人，为之后者，亦监其成宪举行之而已。宪宗有言：欲无愧谥号。则其措意施设，岂不韪哉。观其慨然发愤，志平僣叛，能用忠谋，不惑于群议，卒收成功，以至元和之治，唐室号称中兴，则二祖之道德风烈如绛所云者，信乎其能行之矣。至于不克有终，与明皇同讥史氏，此无他，由其信用非人，所以驯致其祸，莫之悟也。呜呼，惜哉！

《仁宗君臣政要》：「上尝问都知王守忠曰：『卿出入中外，闻有甚议论』？守忠曰：『皆言陛下仁慈圣德。但朝廷好官美职，及清要差遣，皆是两府亲旧方得进用，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，寘于清近』。又曰：『天下事皆由宰相，陛下不得自专』。上默然良久，曰：『任人者兴王之本，自任者失道之君。故君知其道，臣知其事。朕若一一自任，非无为责成之理』。守忠愧拜而退」。

臣尝观苏轼颂仁帝皇帝之德曰：「未尝行也，而万事莫不毕举；未尝视也，而万物莫不毕见」。非有他术也，善于用人而已。惟其善于用人，是以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功。呜呼！仁宗皇帝可谓得君人之道矣。夫君人者有四海之大，应万几之烦，不委之人，曷以济哉？故必延登一时老成名德之士，寘之廊庙，而使之修其德业。政事无巨细，悉以责其成；人材无内外，悉以听其用。吾于此尚复何为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《传》曰：「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必有为而为天下用」。此不易之理也。自昔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所以用天下而有馀者，亦岂弊弊然以其身亲之哉？至于后世不能慎择大臣，为大臣者又复怀奸挟私，不能仰称委任之意，于是人主始欲收其柄，而不使之专也。故进擢才能，关决事务，一切劳其心志而自为之，若将与臣下争功者，名之曰「忧勤」，其实以上兼下，非秉本执要之道。顾如是区区，亦焉用彼相哉？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，所任执政皆极当世之选，如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尤其彰彰者。方是时，百官效职，而人无弃材，庶功即叙，而事无遗策，真所谓人主穆然无为，坐视其成功者也。而王守忠乃云「陛下不曾拔擢一孤寒之臣，寘于清近」，又曰「天下事皆由宰相，陛下不得自专」；守忠小人，将以是疏间君臣而行其私。赖明圣觉之，以谓「任人者兴王之本，自任者失道之君」，大哉王言！兹所以为仁宗也欤。夫以仁宗临御之久，在列精白承休，而守忠何者乃敢阴肆其说，乱惑主听，以此见小人应对之际，不可不察也。昔宇文士及谓唐太宗南衙群臣面折廷诤，陛下不得举手。明皇尝引鉴默不乐，左右曰：「自韩休入朝，陛下无一日欢，何自戚戚不逐去之」？然则自古小人处心积虑，乘间进说，未尝不欲导人主于非义，惟在听之如何耳。若仁宗之聪明，能使谗者愧拜而退，盖可为万世法也。

《三朝宝训》：「端拱元年，太宗谓宰相曰：『国之兴衰，视其威柄可知矣。五代乘唐季丧乱之后，权在诸侯，征伐不由朝廷，怙势内侮，故王室微弱，享国不久。太祖光宅天下，深究兹弊。暨朕纂位，抑亦徐图其事，思与卿等慎守法制，务振纪纲，以致太平』」。

臣观人君所以能号令天下者，威柄在我而已。方太平无事，朝廷之纪纲法度具在，虽有奸雄，孰敢妄作？故操持予夺之权，未尝不出于上也。至于末世，人习宴而不知有鸩毒之祸，凡所以驭下之具悉从废坏，是以国势骎弱，主权暗移，使匹夫孺子尺兵在手，皆足以作难，况奸雄哉？唐有天下二百年，而高祖、太宗之纪纲法度固无不善也。天宝以后，日渐陵夷，方镇擅权，连城相望，彊臣悍将，拿兵忿争，而尾大不掉之患，终唐世莫之能救。五代承之，其弊尤甚。当是时，威柄在人，天子惴惴然不得摇手。呜呼，天下岂有是理哉！迹其祸败之由，盖以制之不早，所谓养虎而自遗患者也。观德宗姑息藩镇，至有终身不易地者。宪宗用吉甫为相，岁馀凡易三十六镇，殿最分明。神策军使王驾鹤者，典卫兵久，权振中外，德宗将代之，惧其变，以问崔祐甫，祐甫曰：「是无足虑」。即召驾鹤，留语移时，而代者已入军中矣。大抵朝廷之势，得人则张。彼祐甫相德宗，吉甫相宪宗，皆能有所设施，故其效昭然，有足称者。惜乎二宗之德业俱不克终，遂使唐祸胚胎，卒抵败乱。岂不以假其术智，特以排难于一时，而不知复收其柄，立以法善其后故也。故臣尝谓国势所恃以安彊者，莫重于兵，而所以危国者亦莫甚于兵，顾上之人御之之术如何耳。方无事时，听受节制，若女子然，东西唯命，吾尚何忧；及其植党渐固，而挟之以恣横，豢养滋丰，而纵之以骄侈，于是怙势长恶，始有慢命不虔之事。圣人虑祸于未萌，岂不思有以制之乎？昔者晁错欲削诸侯，而七国亟反，盖削之非计也，曾不若主父偃之策之为善耳。偃之说以谓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，则其国自弱。然则为唐室计者，外而藩镇，内而彊臣悍将，其权固不可遽夺也；傥能用偃之说，而众建偏裨以分其威，稍令出戍以散其党，则庶几阴夺其势，而主柄专于上，岂不伟哉！唐柳泽有言：「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。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」。太宗皇帝能于立国之初，监前代之失，欲收其威柄以致太平，则其先见之明，后世所当法也（《华阳集》卷二二。）。

宪宗：「宗」原作「者」，据四库本改。

所贵乎士大夫者，学问也，操守也，议论也。王金陵舍周、孔而谈管、商，是素学可改也；林希、邢恕始贤终佞，是素守可改也；蔡嶷以魏徵方了翁，晚欲杀之以灭口，张商英以周公方马、吕，后建追贬之议，是素论可改也。悲夫！内无定见，外无定力，利欲之所诱怵，世故之所驱使，有亟改者，有渐改者，有终身屡改而未已者。余行天下，见此多矣。御史唐公论著若干卷，平生单辞只字、粗言细语备焉。他人扃鐍覆藏不可示子孙者，公悉录以传后，曰策论，曰师友问答，曰奏议，曰赋咏，曰记序，曰书疏。自太学生至于御史，自吴尉至为方伯连率，一学问也，一操守也，一议论也。余少从公游，凡公一话一言，昔亲炙于三十年之前，今扣击于三十年之后，如律令，如符券，未尝少差。前辈谓龚彦和为玉界尺，余于公亦云。

自义理之学兴，士大夫研深寻微之功不愧先儒，然施之政事，其合者寡矣。夫理精事粗，能其精者顾不能其粗者，何欤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。御史唐公则不然，方其与朋友讲学也，一字之差，一义之疑，反复论辩累数千言。及其为百姓决讼也，察见情伪，出入条令，嚚讼之人皆骇伏，舞文之吏不能变，可谓本末具举、精粗无间者矣。昔欧公累历大府，尹开封，皆有治声，基于令夷陵阅旧牍之时。唐公漕江左，帅南海，见谓吏师，兆于尉吴门与常平使者争竞之日。旧牍且阅，况生事乎？使者不能胁，况豪右乎？不卑小官，所以宜高位也；不鄙俗事，所以全雅道也。卷中如妾毋得主财，如质鬻共业须同籍人佥图乃成券，余白首州县之所未讲。览之喟然叹曰：仕者当写一通置之于座右。